（一）

       我们为什么要爱国？
       这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毕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着要这么做。至于为什么要爱，什么才是国，谁才可以代表国，则是讨论不深，乃至有些“敏感”的话题。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我们还是可以把各种爱国的理由粗略地分为两大类的：一是报恩式的伦理关系所决定了的，二是这么做对我们的现状及将来有好处。前者跟古代的忠君思想一样，喜欢拿我们的爸妈打比方，动不动就列出一大堆有恩于我们的“壮举”，最后偷换一下概念，说爱国就是爱君主、爱政府乃至爱政党。后者则稍显高明些，说这么做是对我们有益的，至少不会让社会无秩、让个体受到最大的伤害——这跟丧失了宗教基础的道德教育如出一辙。它的常见腔调是：“只要人人都……，世界就会变成……”“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这个社会……”
       我不得不承认，这两种说辞都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前者所提供的史实是准确的，而后者的统治秩序是正义、公平的话。可是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抛却了这两个重要前提的言论。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它再怎么样，也是你XX啊，你怎么可以……”然后是一大堆能把人压死的帽子。这里的XX可以是国家、家乡、学校、单位等共同体组织，言下之意是它对你的权威跟伦理关系一样，是天生的、绝对的，只有你对不起它的情况，没有它对不起你的可能，只有它开除你的资格，没有你宣布脱离它的权利，否则你便是忘恩负义、白眼狼、汉奸、走狗。后者的典型例子是：“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我们这个国家……”在这种语境下，双方所代表的价值观都是纯粹的、极端的、对立的，说话者自以为代表了公众的道德与利益，而对方只是代表私人道德与权益。两相比较，胜负立判：要是让你所代表的私德、私利得以存在，那我所代表的公德、公益岂不是要受到损害？结论自然是“此例断不可开”。
       如同皇帝改换年号一样，这些包含绝对权威与绝对义务的专制理论在经过一番改头换面之后又粉墨登场了。过去的统治者让全民学四书五经，后来的统治者让全民学三民主义，今天的统治者让全民学马列主义——我实在看不出这三者之间有何区别。过去的统治者拿忠君杀人、拿贞洁拿人，后来的统治者拿爱国杀人、拿革命杀人，今天的统治者拿国家安全杀人、拿人民利益杀人——我还是看不出这三者之间有何区别。他们都在狡辩，都在强调前人所使用的工具——比如说四书五经——是错的，所以用了我这工具就是民主、就是进步了。既然是工具，那它也便有了西方式、中国式之分，至于民主、自由、平等一类的普适价值到底是什么东西，则不必追问，也不许追问了。
       由于统治者偷换了概念，在统治模式上换汤不换药，因而他们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有人想突破形式上的概念，追求实质上的东西。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需要进行强化的思想教育莫过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坏的，一直想要消灭我们，至少我们的贫穷落后是他们所造成的；他们所鼓吹的一些东西是形式上的，我们应该追求我们自己的形式。最后，统治者还要给全民打上一针兴奋剂：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最为历史悠久的民族。

（二）

       可以想见，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一旦跟道德感结合起来，将会产生何等可怕的后果。
       首先，民众会产生民族自豪感，却因现实的差距，进而产生自我迷失、盲目自大，但骨子里却是深深的自卑。一碰上人家比我们强的，我们就跟人家比历史：“别看你们现在牛逼轰轰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其次，对于贫穷落后的现状，民众认为主要原因是外来因素，至少是历史上的外来因素：“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批评对方的时候，最常引用的却是对方国民对本国政府的批评之声，也不知这些人是不是所谓的美奸、德奸、法奸、英奸，抑或中华帝国的本地利益代表？
       最后是出路问题，饱受愚民教育的民众坚定地认为一要富强，二要自主，但二者合一的结论却是只靠自己的方式富强起来。它的极端表达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此一来，自由便有了很多形式，民主也有了很多特色，平等更是有三六九等式的平等。穿着长袍跪着是跪着，没关系，换上西装跪着就是中国式的站着了。
       当然，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还面临着长期不如人的尴尬境遇，但既然你是站着，我是中国式地站着，那我们便在制度上不存在差别了，有的也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而这差别主要还是你们的别有用心所造成的。更何况，你们这许多东西何尝不是从我们这里偷学过去的呢？彼之技术，不过“中国之绪余”，“夷人稍变其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我们要学，那也是不耻下问。想当我们老师？门都没有！有本事咱们就比祖宗十八代！
       这种优越感、这种仇外情绪乃至走向富强的自信心，都围绕着一个政治核心，即权威领导。在权威领导的统治模式里，对内是国家本位取代了个人本位，对外是民族独立、政权自主高于人民幸福，政权高于人权。这种统治秩序既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大哥”来领导人民，也需要一个随时随地的假想敌来转移国内的统治矛盾。对于统治者来说，没有假想敌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那样的日子里，他们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拿什么来忽悠你，我的良民！”
       不过，这些都不在本文的重点关注范围之内，本文更关心的是：这种假想敌式的宣传方式为何能够行之有效？这便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前面所提到的国家本位或爱国的第二大理由，即在面临外来压力的时候，我们为何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先为代表国家的现实政权着想？
       因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可把它推到极致之后，我们似乎忘了我们这种“爱国”到底是为了追求什么。政权是不是等同于国家？当大家跟小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所谓的台独分子、Z独分子、疆独分子是否真的存在？民主运动人士会不会被偷偷戴上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危害国家安全与利益一类的帽子？不知道！我们通通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不管你说的是对是错，但政府是不能批评的，“国家”还是我们的好，有了毛病那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批评，哪怕是沦为奴隶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要你来管——谁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只是慈禧老太太的想法？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篇•半夏小集》中说道：“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的奴隶好。’”可惜的是，许多人已经坚定地认为：“宁当自家的奴隶，不当出走的自由人。”更可怕的是，他们还不许别人脱离这奴隶的身份，去当个自由民。所谓“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宁可华夏都是坟，也要杀光日本人”，“把Z独分子通通杀光”，大抵就是这种思想病毒发作时的呓语。

（三）

       这种统治模式不过是把暂时性地让民族矛盾和国际矛盾压过国内矛盾，给威胁自己统治利益的民主人士戴上汉奸、走狗的帽子，把国内矛盾打扮成民族矛盾，企图假“爱国”人士之手，置他们于死地。这样的方式固然有效，但也有限。希特勒用过，东条英机用过，我们的老祖宗也用过，但都失败了。诚然，人们会因为共同的威胁而暂时地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与自由，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人们猛然发现这个共同的威胁不存在了或本就是虚拟出来的，而人民与统治者的利益并不一致，那么，这时候的人们还有“爱国”的必要吗？
       可惜的是，统治者只会傻乎乎地想：这个假想敌永远会存在的，如果我们的愚民术足够有效的话。在这种假想之下，统治者陷入了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梦境：在对外问题上，大家会尽弃前嫌、万众一心，“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亦能谈兵”（摘自鸦片战争中广州大愤青何大庚《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一文），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统治者或愤青们一般还会在“全民宣战书”、“中国人民抗议书”一类的东西上加上“爱国者必看”、“反对者即汉奸”、“是中国人的就进”等标签，好像如此一来，全国上上下下就真的团结成一个共同体了。
       还是林肯先生说得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负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当烽火散尽，人们发现所谓的敌情不过是统治者的把戏之时，人们恐怕只会一把怒火烧掉旧王朝。不过，最可怕的地方还在于民众的对国家和民族丧失了信任与热爱之情，自甘沉沦、损人利己，或对内外矛盾作壁上观状，任你“城头变换大王旗”，都跟我无关，或适应规则，争夺弱肉强食食物链上的有利位置。君不见，鸦片战争、八强入京、军阀混乱乃至日本侵华期间，底层老百姓大多冷眼旁观，谁打进城就列队欢迎谁，从来不与当政者“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真是“大大地坏了良心”！
       有人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也有人说中国人像“一麻袋土豆”，但诸位可曾想过，统治者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老百姓又何须为统治者的“国”担忧呢？和平时期让我当牛做马，有病看不起，有房买不起，有学上不起，死了还埋不起，打起仗来却想忽悠我去当炮灰——这“爱国者”当得实在是不划算啊。许多人如果还不明白这一点，空凭一腔热血做事，到头来也就落个《茶馆》中常四爷的下场，唯有惶惑地哀叹：“我爱我们的国啊，可是谁来爱我呢？”